物流成本高政府应负主要责任
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说，学者千万不要给政府建议加税、加费，一般政府对这个建议是来者不拒的，看来的确是这样。最近，“368万过路费”与“无期徒刑”一案就是对这句话的最好的印证。

高速公路过路费的问题，一直备受诟病。最近出现的一个极端例子更是把这个问题引向了更深入的讨论。河南禹州一农民为了逃避过路费，拿着两套假军车牌照营运，8个月里免费通行高速2361次，偷逃过路费368万余元。拉沙挣了20多万元。事发后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。

“368万过路费”与“无期徒刑”，带给人的是莫名的双重惊诧。中国收费公路总里程占世界收费公路的70％，这个统计于多年前的数据应该并不会让人过于诧异。在这一心理定势下，人们的敏感度应该已经显著降低了，即便如此，听说一个农民开了8个月的车，竟然要交三百多万的过路费时，相信多数人还是结结实实地被震撼了一把。这是第一重惊诧。

再者，一个以跑运输为营生的小农民，即便深圳到安徽物流是偷逃了不少过路费，真的就该被判无期吗?诚然，368万对于一个普通民众来说，可能是个天文数字，造成这种数额的公共资产流失，确实该受刑罚。但是，这里有几点需要释疑：最基本的，当然是这个368万的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，计算方法是否科学?能否让人信服?

营运的货车是按照货车的装载量来收取过路费，空车一趟就要交200元的过路费。有人给这位农民算了一笔账：8个月(按每月30天算)共计240天，同行2361次，就是每天要走10趟，每次漏缴的过路费是1558.66元。而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这八个月他才赚了20多万元，如果他正常交过路费的话，他非但不能赚到钱，还要赔340多万元。这位农民被判无期，本人也表示不上诉，可这背后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?-

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妨插播一条相似新闻作参考。去年，温州苍南县政府的网站上被发现有一个人员极为“臃肿”的收费站。网站显示苍南灵龙公路收费站有职工113人，其中事业编制68人，企业借用45人；收费站下设两个分站，收费总站内设4个股室。百余名员工，叠床架屋的结构，怎么看都与一个小小收费站的标准配置不相吻合韶关到中山物流。当时网友的质疑主要在于这个极为刺眼的人员组成中，有多少人是凭着不正当的裙带关系进来的。

其实，现在想想，不管人是怎么进来的，既然进来了要维持这些人力成本，这就需要不菲的开支。那么这些钱从哪来?财政拨款肯定不会把超编者囊括在内，那么就只剩一途了：以罚代管。罚没的金额越多，则依附于其内的各位“超生者”日子就越滋润，，

这也可以解释本案中的另一个问题，一个毫无背景的农民，仅仅是凭着两个套牌，怎么就能8个月内毫无闪失地屡屡超载，屡试不爽?这里或许也有个以罚代管的执法思维在内。你超得越多，我罚得越狠，最后分红也越给力。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收费格局，又逼得这些大型货车车主几乎不超载就毫无利润可言。

这么说当然不是为作奸犯科者辩护，而是说人都是理性经纪人，当成本和产出严重不符时，必然会出现一些为法不容的乱象。这不是一味的珠海到百色物流“严刑峻法”就能震慑住的，必须从根子上捋顺纷乱的杂绪，让收费更加透明，让公路养护和人员成本更加明晰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是阻力再大，公路公益化的改革不能搁浅，取消过多的冗杂收费是大势所趋。作为公共品，公路应充分体现公益性，政府理应提供优质廉价的公共服务。只有那时，才不会有人去套牌逃费，才能终结“368万过路费”与“无期徒刑”的刺目对比。